欲破“鄰避效應”，試試垃圾資源化處理

去年9月，蕪湖生態中心舉報12座垃圾焚燒廠超標排放，截至日前，共收到10個環保部門的回復。其中3座垃圾焚燒廠被行政處罰，7座垃圾焚燒廠超標情況被給予說明。

在我國，焚燒仍然是生活垃圾處理的主要方式，生活垃圾焚燒發電裝機規模和垃圾處理量均居世界首位，與此同時，垃圾焚燒廠違法違規運行現象卻層出不窮、屢禁不絕。人們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該向何處去?針對這個問題，《中國科學報》記者專訪了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曹鳳中。

“鄰避效應”考驗執政能力

去年一起“山水環保發電項目”急剎車事件引起了公眾關注。這個項目歷時三年籌備，花費大量人力財力，卻在建設前期被湖北省浠水縣委、縣政府喊停，原因就是這個項目“未獲得項目擬選址周邊環境評價規定范圍內的多數群眾同意”。

而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的江陰垃圾焚燒廠開始運行后，產生的臭氣和臭味讓周邊村民苦不堪言，日日門窗緊閉。幾年前居民曾經自發組織到焚燒廠門口抗議，得到的答復是要搬遷，但至今尚未實施。

“‘鄰避效應’問題日益突出，能不能妥善處理這個問題，已經成為考核政府執政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一個重大現實標尺。”曹鳳中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所謂“鄰避效應”，就是群眾擔心附近建設的垃圾場、核電站等破壞環境、影響健康，而產生的抵觸心理乃至抗拒行為。

曹鳳中指出，國內垃圾焚燒廠“鄰避效應”頻發的根本原因，在于垃圾焚燒技術產生的二噁英等污染物，直接危害人體健康。而相應的環境污染治理措施卻存在嚴重不足。

由于資金、技術等局限，多數焚燒廠并未配套污染凈化設施，或者即便有設施也不運行。盡管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裝置的運行已被列入2016年度環境保護執法檢查的“六大突出環境問題”。但采取偷排仍然是企業降低成本最簡便的辦法。就像上文提到江陰垃圾焚燒項目，每天產生約240噸爐渣，全部偷排。

蕪湖生態中心的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18年4月，全國運行的垃圾焚燒廠有359座，其中沒有公開環境數據的高達50%，而公開二噁英數據的焚燒廠僅占10%，僅有2座焚燒廠信息公開了飛灰的處理數據。垃圾焚燒廠周圍環境指標普遍超標。“可以這么理解：數據不公開，就是數據不達標。”曹鳳中說。

垃圾資源化處理或可另辟蹊徑

在曹鳳中看來，只要垃圾焚燒依舊是最主要的生活垃圾處理方式，二噁英、飛灰、爐渣等污染問題暫時就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

“當前最現實的途徑是擺脫對焚燒處理的路徑依賴，發展垃圾資源化處理技術。”他說。

現有的垃圾資源化處理技術包括干餾處理技術、厭氧消化技術、高速發酵技術、高溫高壓水解技術、蚯蚓處理技術和電磁法處理技術等，它們的一大共同特點是——都不排放二噁英，符合清潔生產標準。

據曹鳳中介紹，與傳統的垃圾焚燒方法相比，垃圾資源化處理技術的投資與運行成本相對更低，因此吸引了一批中小企業進入這一行業。與此同時大專院校、研究單位則很少介入。

然而，這些中小企業缺乏與政府部門的聯系，總體資金投入不足和市場競爭加劇等都制約了這一行業的發展。曹鳳中建議，希望有關部門能加大對垃圾資源化處理技術的支持力度。

多中心治理機制打開多贏局面

曹鳳中指出，破解“鄰避效應”問題，需要架構“政府、企業、社會”共同治理模式。地方政府應主動轉變治理觀念，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同時充分發揮企業作用，落實民眾與民間組織對地方重大公共事務的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和決策權。

這種多中心制理，不僅有助于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市場與社會的職能分工和合理邊界，而且有助于從源頭出發，使垃圾減量化。

“根據德國經驗，源頭減量可以減少50%的垃圾。而憑借這一措施，我國大約可以將原生垃圾減量54%。”曹鳳中說。

目前我國很多城市，如北京、深圳等，都開始強調從源頭控制進行垃圾分類。例如深圳英爾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市寶安區寶安新村的垃圾分類項目，經過源頭分類和減量化處理后，廚余垃圾減量70~80%，塑料垃圾減量100%，總的生活垃圾減量50%左右。

“只要二噁英等環境污染物排放可以達標，符合技術先進性和經濟合理性，我們支持垃圾焚燒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支持各種垃圾資源化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曹鳳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