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下崗潮：誰把下崗當光榮了

1998年，劉歡唱了一首《從頭再來》：“只不過是從頭再來”。 有人問：“只不過?你從頭再來一個我看看!”

1999年，黃宏演了個小品《打氣兒》：“廠長特別器重我，說單位減員要并廠，當時我就表了態，我不下崗誰下崗!”

有人問：“誰是主動要求下崗的?誰把下崗當光榮了?!”

下崗，是90年代的一件大事。

做夢也沒想到的事

2006年，吉林大學一個團隊走訪了200多位東北下崗職工，他們是這樣說的：

“我們現在要求不高，能買米能買油，粗茶淡飯餓不死，就行了。”

“能實實在在給點錢就啥也不說了。”

“我們這兒好多是夫妻倆都下崗，孩子都像你們這么大都上學呢。我，晚上出去撿破爛去。白天出去撿怕人笑話，晚上出去……欠水費，卡我電。一天能賣五塊錢的，夠吃?夠喝?還是夠學費?”

“現在招工，一個月400到500塊錢，真都不如低保，采暖啥的還能給你免了。農民工干這活行，他不用考慮采暖費，水電費，子女教育費……現在老板太黑，人有的是，400一個月你干不干?你不干，農民工干。就這價，農民工干也不容易。”

“現在吧，有門道不下崗，一個月好幾千，咱這樣一分錢沒有，你有本事，有技術沒有用，老子英雄兒好漢，你爸厲害，你啥也不用干。“

1997年10月，江西省社科院社會學所曾對南昌市下崗職工進行調查。500人中，45.7%月收入低于120元，大部分屬于低收入人群。

1999年，一份對多地下崗職工的調查顯示：

“(下崗工人)80% 一90% 是進人社會職業聲望較低的傳統零售、服務業,以及過去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苦臟累崗位或臨時就業崗位。”

經過下崗潮的沖擊，下崗職工對小孩的教育問題更加重視，他們不想子女重蹈覆轍，整天累死累活，非但掙不到什么錢，還受人白眼。

本世紀初期，高考人數連年增長，2008年超過1000萬，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背后寄托了多少家庭的殷切希望。

雖然高校擴招了，可中國的教育資源畢竟有限，何況省份之間還不公平，不是人人都可以考上的，要想有競爭力，還得買教輔、到老師家補課，這又是一筆開支，就算考到了，也不一定交得起學費。

199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馮蘭瑞認為：如果再加上城鎮新增長勞動力、農民工等，失業率可能達到21.4%，一個驚人的數字。

下崗潮，是許多職工做夢都想不到的。

計劃經濟時代，能夠成為國企職工，端鐵飯碗，是數億農民夢寐以求的事情。一個人在國企上班，好比進了保險箱。

生病了，去職工醫院就診;子女長大了，去子弟學校讀書;冬天天氣冷，有職工澡堂;無聊了，廠里有電影院。干了幾十年，身子骨不行了，退休后，子女可以繼承父輩的職位，哪天駕鶴西去，單位還得派幾個人，幫著料理后事。

工資不高，但福利很高，內部等級森嚴，排資論輩的現象比較普遍。因為吃大鍋飯，平均主義盛行，加之沒有失業的危機，效率不高，人浮于事。

但要說工人階級本性懶惰，那就有失偏頗了。本來按照約定，國家終身雇傭工人，中途不能辭退，可為什么還會發生下崗潮呢?因為當時國有企業普遍效益不好。

國企效益不佳

重復建設導致產能過剩

市場需求就這么多，但為了政績，為了升官，許多地方領導盲目批項目，擴大產能，致使供給嚴重大于需求。

1996年，全國彩電生產能力3000萬臺，每年銷售量不超過2000萬臺，電冰箱、汽車的生產能力也閑置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潞安礦務局用世界銀行貸款，建了常村煤礦，花了幾十億，1995年剪彩，到1996年底都沒有開動過。產能過剩，加劇市場競爭，使許多國有企業生產閑置，員工無活可干。賣不出產品，自然就掙不到錢，企業的效益便大大降低了。

技術設備落后

建國初的、民國的，甚至晚清的設備依然在使用，改革開放前，國有企業大部分利潤上交國家，沒有資金更新設備。

后來效益不好，負債沉重，工資都難發，設備就更難顧及了。因此，資源消耗高，產品質量差等問題便應運而生。

90年代，中國機床行業的技術水平，只相當于國外70年代的，數控機床比例很低，不到10%。上海國有企業集中，曾是出口的主力，產品質量最好，可在90年代初也因為技術設備的落后，逐步處于劣勢。

歷史包袱沉重

到90年代末，許多國有企業已經有三四十年的的歷史了，時間一長，退休職工就多，他們的養老費用當然得單位出，人家辛辛苦苦干了一輩子，總不能嫌別人老，就棄之不顧吧。

還有之前提到的，企業辦社會，要花錢供養非經營人員，還有醫院、學校、電影院等機構，這又是一筆沉重的開銷。

據當時的調查表明，國企非經營費用支出占管理費用支出的40%。高福利，背后是高支出，在工廠效益不佳的時候，無形中成為了負擔。福利和工資一樣，一般只能加，不能減，你要是提出減少福利，使員工利益受損，容易引發不滿，成為眾矢之的。

私企、外企、進口商品的沖擊

相比于國有企業，私企、外企出現在中國的時間并不長，他們沒有這么多退休員工，不用經營醫院、學校，而且用工成本較低，可以雇傭較多廉價勞動力，甚至開“血汗工廠”。辭退員工也相對容易，干得好就上，干不好走人，非常現實。

國有企業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大幅下降了，這些企業的壯大自然會威脅到部分國企的市場份額。還有就是國外商品的涌入，1992年，因為大搞基本建設，鋼鐵價格猛漲2-3倍，國內的鋼企個個賺的盆滿缽滿，可惜美好的事情總是短暫的，國外鋼企見有利可圖，紛紛涌入，供過于求，價格又猛降，不用說，緊隨而至的就是虧損。

冗員過多

冗員多，意味企業要付出更多的人工成本，削弱了競爭力。但在國企，只要人家遵紀守法，你就得終身雇傭，裁員是極其困難的，畢竟得罪人的事情。

種種原因，致使國企連年虧損，債臺高筑。

1990年虧損348.76億元，1995年虧損540.61億元，實際資產負債率高達85.15%。原本國有企業由財政撥款，1983年改為從銀行貸款，由于經營不善，貸款不斷攀升，還本付息能力差，貸出去的錢銀行難以收回。

一些領導適應了撥款的日子，根本就沒有還錢的打算。可銀行的錢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七八成都是老百姓的存款，儲戶來提款，你得有錢給人家。今天這家企業還不回來，明天另一家企業又還不回來，不良債權的數量如此龐大，極易導致金融危機，若是真發生了，老百姓的畢生積蓄又找誰討要呢?

下崗，我的人生變了

國企職工曾為國家做出過貢獻，現在遇到困難了，就將其解雇，于情不合，過于殘酷，企業效益不好，責任并不全在職工。

下崗以后，失去生活來源，靠什么活下去?如果在上海、蘇南地區，可能還好點，要是在東北，或者內地的落后地區呢?能夠給下崗職工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嗎?

十幾年前，兩千萬知識青年返城，他們集會、抗議，高呼要工作、要吃飯，場面令人動容，如今幾千萬職工下崗，上有老下有小，正是最需要錢的時候，失去工作，他們會做出什么樣的事情?

還有，企業平時并沒有給員工發放足額工資，現在要辭退，就得給予補償，3000多萬人為國家效力多年，1998年城鎮居民平均每人年消費性支出4331.61元，假設每人補償2萬，不算多，算出來總和就是6000多億元。然而，1996年國家財政收入不過7407.99億元。

最終，還是選擇了后者，“犧牲一代人”。

根據“抓大放小”的原則，通過拍賣、承包等方式，將國有中小型企業轉為民間經營，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其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而不是比重。于是一家家企業集團成立，一家家不景氣的工廠改制、破產。

改制后，職工買斷工齡，領取部分資金，相當于遣散費，黯然離開工作多年的單位，“以廠為家”，成為一個職工家庭永遠的回憶。

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現象令下崗者深惡痛絕，一個是貪污問題，比如本來要給每位員工補償4000元，領導一看，有利可圖，便對員工說：上面只給了2000元。中間2000元進他們的腰包了，下崗人數越多，賺得越多。

還有就是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干了這么多年，驀然回首，自己下崗了，工廠卻被賤賣，成為廠長個人的。1998年6月5日，《中國經濟時報》報道：“河南沁陽企業：差的送、好的賣。”

青年下鄉，中年下崗，一個人無法選擇出身，也無法選擇所處的時代。

在歷史的洪流面前，大多數人就像一粒沙子，被風浪裹挾著，漂來漂去，想要掙脫，又無可奈何。

多年后，某個黃昏時分，翻出那本發黃的下崗證，看看鏡中衰老的容顏;回首曾經的曾經，逝去的年華，沒了當初的焦躁，多了份風浪后的沉著。

2011年，一部電影登上熒屏，叫《鋼的琴》，講述的就是下崗職工的故事。男主陳桂林，本是位鋼鐵工人，下崗后迫于生計，組建了一支婚喪樂隊，奔波于各大紅白喜事現場。

在陳桂林原先工作的廠區里，有兩根煙囪，非常高大、壯觀，是廠里的標志性建筑，“以廠為家”的年代，職工們只要一抬頭，就能看見它們，久而久之，逐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可如今，工廠不行了，煙囪也要被清除。爆破當天，原來的職工們聚在一起，久久凝視，戀戀不舍。煙囪的消失，意味著時代的終結。對此，廠里的老工程師說：

“在有的人的眼里，它是成長的記憶，在有的人眼里，它是回家的坐標，在有的人眼里，它就是兩根煙囪。可是在我的眼里，它就像一個被我遺忘許久的老朋友。

當有一天聽說它要走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他一直就在我的身邊。我不知道是該竭力地挽留，還是該默默地看著他離去。突然有種莫名的憂傷。似乎覺得有話要說，可又不知道說些什么。

時光荏苒，社會變革，如今為了時代的進程要求他們離開，我們總要試著做點什么。如果我們成功，他將會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如果我們失敗，他將會成為一段美好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