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越來越多地走入公眾視線 思路變得更加開闊

2018年8月25日，我國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及遠征一號上面級以“一箭雙星”方式，成功發射第三十五、三十六顆北斗導航衛星，兩顆衛星屬于中圓地球軌道衛星，也是我國北斗三號全球系統第十一、十二顆組網衛星。

很少有人見過火箭發射后的樣子。

1992年出生的航天工程師李根見過，而且不止一次。那景象就像剛剛經歷過一場“爆炸”：發射塔架旁的鐵柵欄被火箭噴射出的高溫瞬間燃成黑色，樓上樓下的吸頂燈多半被震得松動，有的耷拉在半空中，方圓200米的青草全部“臥倒”，空氣中彌漫著燒焦的味道……

3月10日凌晨，隨著大涼山深處西昌衛星發射中心迸出一聲巨響，我國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的發射次數正式刷新為“300”。發射15分鐘后，李根和同事回到這里見到了上述情景。此時，距離發射場3公里外的“現場觀眾”已經散去——人們似乎更對發射的瞬間感興趣。

事后，中國工程院院士、航天科技集團一院長征系列運載火箭高級顧問龍樂豪將這次發射定義為“長征火箭由此邁入‘青壯年’”。他說，中國長征火箭300次問鼎長天，“就像一個孩子從孕育到‘襁褓嬰兒’，再到長大成人!”

而這，離不開像李根那樣沖鋒在一線卻鮮有被“看到”的年輕人。正如航天科技集團黨群工作部副部長王雙軍所說，縱觀我國航天事業近半個世紀的發展，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年輕人才輩出”，而這是航天事業不斷取得重大進展的最重要支撐點。

比肩美俄?

“……5，4，3，2，1，發射!”

齊聲喊出這些倒計時的，并非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的指揮員，而是3公里之外大涼山青崗壩的群眾。每當有航天發射，他們便聚集在這個被認作安全區域的村落里，遠遠地看著。

這一天是3月9日，天剛抹黑，不少人就驅車來到這里，有的從車里搬出小馬扎，或高舉望遠鏡，或夾帶“長槍短炮”，按捺不住興奮。

3公里之外卻是另一番味道，山谷里的西昌衛星發射中心迎來發射前最后30分鐘，空氣中混雜著緊張與肅靜。

李根剛剛從塔架上爬下來，他和另外幾位同事不僅是發射后第一批抵達現場的人，也是發射前最后一批撤離的人。

這位來自航天科技集團一院航天發射技術研究所的年輕工程師，在倒計時15分鐘的關頭，給這枚將要寫入歷史的火箭做了最后的供氣壓力檢查。一切就緒，已是凌晨0時13分。李根和同事躍入最近的地下室，等待最后一刻的來臨。

45分鐘之前，1994年出生的韓凌云，確認火箭三級儀器件安裝完畢后，也剛剛撤離塔架。這位航天科技集團一院211廠的年輕技工比李根還要年輕兩歲，但一年將近半年的外場出差，讓他的皮膚看上去更加黝黑。

與外界所報道的商業航天挖人大潮感受不同，在這里——中國航天發射的最一線，依然活躍著形形色色的年輕人。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黨委書記董重慶告訴記者，伴隨著我國航天快速發展，“80后”“90后”已成為測試發射一線的主力軍和生力軍，成為航天發射的骨干力量。

1970年4月24日，長征一號運載火箭將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送入太空，開啟了我國自主進入太空時代的新紀元。

彼時，我國運載火箭的運載能力只有300千克!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宇航部部長尚志告訴記者，2016年11月3日，長征五號運載火箭首飛成功，我國運載火箭近地軌道和地球同步軌道的運載能力分別達到了25噸級和14噸級。

——近半個世紀過去，長征火箭運載能力提升了數10倍。

49年前，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的首飛，是我國當年唯一一次航天發射;而到了2018年，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全年發射37次，中國航天發射數量躍居世界第一，獨占鰲頭。

與此同時，火箭發射成功率不斷攀升。龍樂豪向記者透露，長征火箭300次發射成功率約為96%，一共失利14次;與前50次相比，后250次發射失利只有7次，成功率上升到97.2%，表明質量顯著提升并趨于穩定。

他還較了一次真兒：單從字面上看我國的數字很耀眼，但蘇/俄、美的發射次數遠比我國多——前者3000多次，后者1600多次，成功率分別是93.01%和89.13%，其成功率的置信度更高。“因此，說長征火箭的發射成功率‘是世界一流、而不是第一’更為客觀”。

這樣的成績背后，龍樂豪不斷提及一個關鍵詞：“年輕人才”。重大成績背后得益于我國航天工業半個多世紀的積淀，包括技術積累、管理機制體制、技術規范，以及年輕人才的不斷涌入。

只吃“皇糧”?

如今幾十年過去，航天越來越多地走入公眾視線，和以往單純的大國名片、情懷高地不同，近些年愈加密集的發射，加之若干次失利，以及商業航天浪潮的沖擊，人們對這個曾經高冷的領域多了更多立體的認識。

在記者此次采訪過程中，了解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航天經歷過的一段低谷——一段被認為真正受到“沖擊”的日子。

那是1984年春天，我國長征三號運載火箭成功地將東方紅二號試驗衛星送入太空，試驗隊員一片歡騰。但時任航天工業部副部長宋健，卻莫名地說了一句：“看來航天是搞到‘頂’了。”

這句話的弦外之音，道出了對中國航天只吃“皇糧”的擔憂。事實上，我國航天事業自誕生之日起，任務就全部來自國家。然而，“皇糧”的供應，卻很難滿足實際發展的需要。根據統計，改革開放之初，航天系統的產品研制費和24萬員工的工資福利費加在一起不到6億元。相比之下，西方一些宇航公司每年僅空間通信營業額就高達數十億美元。

“國家任務幾乎沒了，拿什么吸引人才?”一位知情人向記者回憶：1984年，航天科技集團一院總體部招收的10名碩士研究生，到畢業時走了8名。

一個大膽的構想產生了：走出去!用長征火箭承攬國外衛星發射業務。

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火箭型號“長二捆”為例，長城公司的黃作義在與美國休斯公司談判過程中，面對長征火箭的運載能力不足問題，構劃了長二捆火箭的技術方案，并繪制了一張圖紙，在已成功發射10余次的長二丙火箭上捆綁了4個助推，滿足了國際市場發射需求。

如今回憶起來，曾參與“長二捆”方案論證的彈道設計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余夢倫壓制不住興奮：這張草圖非常經典，先被登在休斯公司的內刊上，后又發表在美國航空航天雜志上，影響力極大。他甚至認為，“長二捆”的理念甚至影響到了幾十年后大獲成功的Space-X公司創始人馬斯克。”

中國航天人也因此書寫了“拿著草圖簽合同、拿著合同找貸款、拿著貸款造火箭”的商業故事，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沒有吃“皇糧”。

最近幾年，商業航天概念風靡一時。不斷重返國際商業發射市場的長征三號甲系列火箭，更是備受業界矚目。已經耄耋之年的余夢倫言語中感慨道：“中國航天人能夠走出去，和同行深入交流，見識‘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思路變得更加開闊。”

而這背后，同樣離不開研制人員尤其是年輕研制人員的堅守。

比如，那10名研究生中畢業留下來的2人，人們記住了他們的名字：祝學軍、楊建民，后來這兩人成了夫妻，若干年后又分別成長為型號總師。

未來靠誰?

如今則是另一番光景，“皇糧”再次多了起來。

翻開長征火箭發射歷史，龍樂豪發現，自1970年4月24日長征一號運載火箭首飛，到2007年6月1日長征三號甲運載火箭發射鑫諾三號衛星，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實現100次發射用時37年，年均發射2.7次;再到2014年12月7日，長征四號乙運載火箭成功發射中巴資源衛星，長征火箭第二個100次發射用時7.5年，年均發射13.3次;如今，長征火箭完成第三個100次發射，僅用了4年多時間，年均發射23.5次。

“前30年技術水平與航天強國相比處在落后地位，無論是火箭性能、可靠性、生產能力、年發射次數等方面都無法與主要航天強國相提并論。”龍樂豪告訴記者，如今每個100次發射時間間隔的縮短，折射出的是我國航天的高速發展和中國科技水平、綜合國力的快速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這其中，除了探月、北斗、載人航天等“皇糧”供給，社會上的資本也越來越多地流向航天，長征十一號、快舟、“朱雀”等商業航天愈加頻繁亮相。

李根告訴記者，老牌軍工院所里有一些骨干正在被商業航天公司“挖”走，但像他這個年齡的年輕人，基本都還留在這里，“這里，依然是我們年輕人最好的選擇——來了，就是挑大梁!”

據擔任此次任務“01”指揮員的鄢利清透露，以前培養指揮員至少要三四年以上，如今，在高密度航天發射任務的鍛煉磨礪下，培養周期能夠縮短至1年。

1987年出生的賈桂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從事運載火箭控制系統測試發射工作至今兩年多，已由一名崗位操作手成長為系統指揮員，并成功執行長征二號丙、長征三號甲系列運載火箭等多型號火箭。

“300次”對81歲的龍樂豪來說，也是一個新起點，他在自豪之余反復提到“差距”，只有牢記自主創新這條“主線”，中國航天一張藍圖繪到底，才將迎來更新發展——

到2020年，長征系列主流運載火箭達到國際一流水平;2025年前后，可重復使用的亞軌道運載器研制成功，亞軌道太空旅游成為現實;到2030年前后，重型運載火箭將實現首飛，為載人登月提供強大支持，并為火星采樣返回提供強充足的運載能力;2035年左右，運載火箭實現完全重復使用……

“這些都要靠年輕人!”

龍樂豪說自己眼下最“忙”的事，就是“保駕護航、謀劃未來、提攜新秀。要在重大航天工程上幫助年輕人，對事業發展中出現的優秀年輕人，予以舉薦，讓他們加速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