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員發現泡堿玻璃珠或自西向東傳播的早期絲綢之路

記者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了解到，該校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特任副研究員呂骎骎與合作者通過對公元前第一千紀地中海泡堿玻璃的成分數據進行詳細考察，提出泡堿玻璃可分為四個技術類別，發現其中第二類玻璃以玻璃珠的形式分布于黑海和歐亞草原沿線，并于春秋戰國之交集中在我國出現，與中國古玻璃起源時間接近。該項研究成果以“泡堿玻璃珠揭示公元前第一千紀地中海與中國之間早期絲綢之路”為題，日前發表于《科學報告》上，并獲得學科國際同行肯定。

亞歐大陸的跨地域交流對人類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公元前第一千紀的東西方物質交流已呈現逐漸加速狀態。泡堿玻璃是使用泡堿作為助熔劑的鈉鈣型玻璃，在歐洲和地中海地區流行近兩千年。由于泡堿只在地中海沿岸特別是在埃及尼羅河三角洲開采，因而其他地區發現的泡堿玻璃制品可作為跨地域交流的明證。來自古羅馬的泡堿玻璃制品正是經過陸地、海上絲綢之路進入中國和日本。

然而，對于絲路開通之前的中國先秦時期，只有零星泡堿玻璃制品出土，其來源和傳播路徑并不明確。另一方面，考古學界雖已確定泡堿玻璃在地中海地區生產，然而大量研究集中于羅馬及之后的泡堿玻璃，對于早期泡堿玻璃制造技術的研究并不充分，因此難以為其他地區出土的泡堿玻璃提供溯源對比的基礎。

為解決這一基礎性問題，呂骎骎副研究員從厘清西方早期泡堿玻璃生產原料入手，廣泛收集了來自意大利、希臘、西班牙、保加利亞、格魯吉亞、德國、波蘭等地的公元前8-2世紀泡堿玻璃成分數據，選取其中分析方法可靠的元素數據，利用主成分分析，遴選出對泡堿玻璃分類效果最佳的7種微量元素(Ba, Zr, Ti, Sr, Nd, Th, La)和1種主量元素鋁(Al)，將該時期的西方泡堿玻璃分為三大類一小類。其中，第一大類及單獨小類使用了較為純凈的石英原料，主要出現于公元前8-6世紀的意大利和希臘，鈣含量高且變化范圍大，可能代表泡堿玻璃技術從萌芽期到成熟期的過渡階段。第二大類可能于公元前7世紀開始生產，在意大利、希臘、黑海沿岸等地出土數量最多，直至公元前第一千紀晚期不曾中斷，成為之后羅馬玻璃的濫觴。其成分與羅馬玻璃已十分接近，因其二氧化硅原料可能來自羅馬玻璃生產中心——黎凡特海岸，即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一帶。而且使用了海砂，其中鍶(Sr)成分非常顯著。第三大類主要出現于公元前4-2世紀的意大利，含副礦物雜質較多，二氧化硅原料或來自埃及，其生產中斷可能與腓尼基人西遷有關。以上研究結果為地中海早期泡堿玻璃技術發展提供了研究框架，并為泡堿玻璃精細溯源奠定了基礎。

在泡堿玻璃成功分類的基礎上，呂骎骎副研究員分析了來自新疆哈密五堡、時代為公元前第一千紀中葉的藍色玻璃珠。針對受埋藏環境侵蝕的表面風化玻璃，作者依托激光剝蝕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優化測量流程，在極微損條件下準確判斷未受風化的玻璃本體成分。根據檢測結果，五堡玻璃珠屬于泡堿玻璃第二類。作者通過對比中國以往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與西方報告的同類玻璃珠，提出中國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中極可能存在大量第二類泡堿玻璃珠，且與黑海、地中海沿岸出土的眼珠相似。在此基礎上，作者認為在春秋末期、戰國早期，已有為數不少的第二類泡堿玻璃珠流入中國，而此時距離第二類泡堿玻璃在地中海出現僅有大約一個世紀。

在上述研究工作基礎上，同時結合其他考古學證據，研究人員提出了一條可能的泡堿玻璃珠自西向東傳播的早期絲綢之路。泡堿玻璃珠從生產到使用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對應不同的交流機制：在生產階段，地中海沿岸形成玻璃生產上下游供應鏈，來自黎凡特、埃及等原料地的粗玻璃經由海路運輸至意大利、希臘進行深度加工，制成玻璃商品;在流通階段，玻璃商品參與東地中海希臘殖民定居點之間的相互貿易，并進入黑海的希臘化社群，由此被黑海附近的游牧民族獲取;在對于遠距離交流最關鍵的擴散階段，玻璃珠作為一種象征社會地位的珍貴飾品，由歐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尤其是斯基泰人——帶到了亞洲，其間可能經過不同部落之間的多輪交換。在克里米亞和頓河盆地的斯基泰遺址、格魯吉亞Pichvnari遺址、俄羅斯南部的Pokrovka遺址和Filippovka遺址，出土玻璃珠在成分或形制上與地中海、中國出土的泡堿玻璃珠接近，是泡堿玻璃跨亞歐大陸擴散的重要佐證。文章進而認為，這一擴散之所以得以快速進行，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尺度內即可將地中海生產的玻璃珠帶到東亞，是因為對威望品(prestige goods)的需求溝通了不同族群的上層，而早期的跨地域交流網絡就在這些族群上層之間建立。在這一模式下，由第二型泡堿玻璃制成的玻璃珠在亞歐大陸廣泛傳播，是催化早期跨地域交流的媒介物品的代表。(科技日報記者 吳長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