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是地道的文化人

傅惟慈（圖片由作者提供）

今年，北京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所屬的北京市學習科學學會要舉辦讀書活動，我父親傅惟慈翻譯的書籍榮幸地被選為讀物。

【資料圖】

他的專業是外語，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北京大學留學生高等預備班教書，培養準備出國的學生，后來這個機構又升級為語言學院，直至今天的北京語言大學。

教學之余，他勤奮地干著他熱愛的翻譯工作。我記得，他翻譯過一本匈牙利劇本《小花牛》，那時我可能只有五六歲。當時收音機居然播放這部廣播劇，廣播員字正腔圓地說“翻譯傅惟慈”，我聽到后，著實興奮了好一陣。

直到現在，我的腦子里時不時浮現這樣的畫面：在黑夜中，一盞昏暗的老式桌燈的燈光，映照著父親伏案工作的背影。那種綠色玻璃燈罩的臺燈，現在只能在電影、電視劇中看到。他一生翻譯了二三十本外國文學作品，其中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翻譯家李文俊的夫人張佩芬告訴我，他們夫婦二人當時在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出版《世界文學》雜志。“我們看到你父親翻譯的《布登勃洛克一家》這本書，內容真是太好了，我們馬上決定把選段登在我們的期刊上，后來才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我父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熱愛中國的文化人。1969年底，北京語言學院搬到天津附近的茶淀農場，父親、母親和妹妹也到了天津。我當時在山西，多次探望過父親。父親抓緊時間給我補了些古典文學缺口，見面時就給我講解《聊齋》等。他作為一個外語匠人，枕邊永遠放著中國古典文學書籍、詩詞、章回小說，等等。他愛中國文化、愛中國山川大地、愛同胞重親情，這是他骨子里的東西。在此期間，我父親到了一個木器廠學做木工，有了些木工基礎，后來回到北京后還為自家做了桌子、沙發等物件，受到大家的稱贊。

改革開放后，他翻譯過的書也都陸續再版。他重新站上講臺的同時，又翻譯了很多本相當暢銷的外國文學作品，這是他人生的春天。

再講幾個小小的翻譯趣聞。現在聽起來都不是事，但當時搞翻譯的人，因為沒有機會出國，沒有在一個真實的外語環境中學習過，所以在翻譯過程中，會遇到一些問題。《布萊頓硬糖》是格雷厄姆·格林的著名小說，曾被搬上銀幕，但英文原文是“BrightonRock”。大家都知道“rock”明明是“巖石”的意思，這又是怎么回事？父親就去找了外國留學生詢問這個問題，后來知道，原來Brighton這個地方一直生產一種糖塊，因為是硬的，所以習慣把這種糖塊稱為“rock”。在他翻譯另外一本書時出現了“去藥店買了個三明治吃”，如果直譯會讓人莫名其妙，一打聽才知道，原來英國的藥店也賣人們常用的日化產品、牙膏、洗頭水等，還有一個柜臺賣吃的，去藥店買三明治就順理成章了。

改革開放的春天，不但沐浴了中國，也澆灌了他的人生。父親終于有機會邁出國門，他去德國洪堡大學教了幾年書，去英國講學，BBC還為他開了一個專欄。他翻譯一些故事，每天去播講，其中的重頭戲就是馬克思的故事。在英國，他還見了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我父親翻譯了他的作品《問題的核心》。

他去世前幾年，漓江出版社的老編輯劉碩良有一個出版計劃，找了當時仍健在的10個翻譯家，挑出自己最滿意的作品，給每個人出一本《自譯集》。他挑出他最喜歡的作品、片段打印出來，我讀他聽，然后對個別地方作修改，這是我唯一一次有機會細細地讀了他的一些作品，真有讓我拍案叫絕的地方，最終出了一本非常珍貴的《自譯集》。

他是一個極其熱愛生活的人，愛好廣泛，干什么都要干出名堂。篇幅有限，我挑著說幾件事。父親特別喜歡古典音樂，在沒有接觸到別的音樂形式前，他小時候喜歡過大鼓書、梆子戲，等等。自從聽到西方古典音樂后，就一發不可收拾。后來，他的大部分稿費都去王府井的外文書店買了進口的密紋唱片。著名樂隊、演奏家、指揮家的唱片，他一定要買。所有的唱片都制作精美，封面都是絕好的藝術品，更不要說音樂本身。每個周日的早晨，我都在大聲響著的音樂中醒來，其實這也是一種文化的熏陶。我五六歲就開始學習小提琴，雖然不用功，拉得也不怎么樣，但對音樂的喜愛，讓我一直覺得是件很幸福的事。

后來，年過70歲的他跑過印度、游過伊朗，完全是自助游。祖國的名山大川更是大都留有他的足跡，他的攝影作品被很多專業雜志刊登。晚年的他跑不動了，又倚仗外語“功力”積攢外國錢幣和紀念幣，里面的故事深深吸引著他。慢慢地，他在全國的集幣界也成了數得上的人物。

（作者系北京156中學退休英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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