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外賣平臺打工？28部門發文助中小商戶降成本

3月25日，國家發改委等28部門聯合印發《加快培育新型消費實施方案》(下稱《方案》)，部署了包括培育壯大零售新業態、積極發展“互聯網+醫療健康”、深入發展數字文化和旅游、有序發展在線教育等24項工作。

《方案》提出，降低平臺交易和支付成本。引導外賣、網約車、電子商務等網絡平臺合理優化中小企業商戶和個人利用平臺經營的抽成、傭金等費用，用技術賦能促進平臺內經營者降本增效。鼓勵商業銀行、非銀行支付機構、清算機構等創新措施優化移動支付等相關收費，降低中小商戶支付服務成本。加快數字人民幣的試點推廣，優先選擇部分新興消費活躍的城市進行試點，著力提高金融運行效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

第一財經記者就此聯系餓了么、滴滴、美團等平臺，截至發稿，均未收到回復。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盤和林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出臺這一《方案》，是為了進一步降低金融交易和平臺經濟的抽傭，以降低實體經濟和中小商戶的運行成本，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和中小商戶，通過降低整體交易成本的方式，來帶動實體經濟的發展。

“從《方案》的出發點來看，是為了進一步培育新型消費，鼓勵消費新模式新業態發展，促進線上線下消費融合發展。這就需要平衡好中小微商戶、平臺和消費者利益。而鑒于當前三者利益天平有所失衡，降低平臺交易和支付成本有其必要性。”中國信息協會常務理事、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朱克力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首先，當前平臺抽傭偏高，中小微商戶無力承受，影響經營積極性和發展后勁;其次，平臺方有其市場優勢地位，商戶缺乏議價砝碼，這導致平臺與商戶難以形成良性共贏和價值耦合。

“給外賣平臺打工”

對于降低平臺交易和支付成本的呼聲一直存在。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工商聯的一份團體提案表示，外賣平臺幾家獨大，甚至在競爭激烈的地區要求餐飲企業非此即彼“二選一”，傭金居高不下，使得很多餐飲企業都是“賠本賺吆喝”，根本不能有效緩解自身經營上的困難。

2020年以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眾多餐飲企業面臨租金、人工、能耗、稅收等多重成本壓力，客流、現金流嚴重不足的困境無法得到及時緩解。諸多餐飲企業在疫情期間面臨虧損、不得不上線外賣平臺，以此提高人氣、增加現金流，盡量彌補損失、維持運營。但卻又面臨外賣平臺過高傭金的困擾。

自從去年疫情發生后，所有餐飲企業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不少餐飲界連鎖企業瀕臨破產，而外賣則成為餐飲企業的救命稻草。但隨之而來的是主流外賣平臺提高傭金比例。

上述提案稱，平臺對不同規模商家的抽傭比例不同，傭金最低的為自配送商家，通常在5%~8%，品牌影響力大的大型連鎖為15%~18%，品牌影響力有限的小型連鎖為18%~20%，餐飲企業常見的夫妻單店傭金和新簽用戶更高，由代理商負責的地區傭金也高于自營地區。

前述工商聯提案認為，按照經營的“123法則”，房租成本占10%，人力成本占20%，貨物成本占30%~40%，平臺抽傭占10%~15%區間才是餐飲企業可以接受的，否則很難實現贏利。

面對如此高的抽傭比例，餐飲業內部人士經常發出“給外賣平臺打工”的不滿。

“按照商品成交金額，餓了么、美團等外賣平臺對于大客戶的抽傭比例為13%~17%，個體小商家的比例會多一些，甚至超過20%。”某餐飲品牌線上運營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該負責人表示，餐飲行業的毛利率在60%~70%，扣除人工、店鋪租金等費用，剩下的利潤不多，如果再扣除平臺抽傭費用，那基本上是掙不到錢的。

北京一家連鎖餐飲相關負責人此前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自己同時上線了美團和餓了么兩個平臺，目前扣點約為19%，平時活動時會有一點補貼。他表示：“聽說過外賣平臺的二選一。他們(美團和餓了么)兩家都有找過我們要我們做獨家，說可以降點，但我們還是選擇都做了。”被問及原因，該負責人表示，“一是降點力度不夠大，二是商家希望外賣生意能有更多的客戶群，既然選擇上外賣，干脆我們就一起做”。

北京一位網約車司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按19%抽成，但是滴滴特惠快車給的價格太便宜了。”

“作為一項針對平臺經濟的治理政策，盡管短期內的利益調整會讓平臺方抽傭收入減少，但長遠來看，通過平臺更加動態合理的讓利，促進中小微商戶、平臺和消費者利益的再平衡，對外賣、網約車、電商等行業還是會帶來更良性更可持續的利好。”朱克力表示，這項政策的正確執行，對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的實體經濟和平臺經濟協同賦能將起到正向引導作用。

專家稱“強制力有限”

然而，《方案》何時執行、如何執行才是關鍵。

“發改委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只能引導，強制力有限。”上海大邦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游云庭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價格反壟斷歸市場監管總局管，根據價格法規定，政府在必要時可以實行政府指導價或者政府定價的商品和服務價格，包括了：與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關系重大的極少數商品價格;資源稀缺的少數商品價格;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重要的公用事業價格;重要的公益性服務價格。平臺傭金不屬于以上多項。

從實施措施看，盤和林認為，要引導平臺降傭，首先要給平臺減負，比如降低金融轉移支付的手續費，從源頭層層減負，最終到達實體經濟，其次要引導平臺利用科技提質增效，平臺本身應該是降低人力的一種方式，應該提高社會整體效益。

盤和林表示：“當前，平臺抽成情況有些合理，有些不太合理，但總體抽成水平適中，是優化結構性矛盾，有下降和優化的空間。”從全球視角看，我國平臺整體抽傭水平還在合理的水平，但需要從區域和結構上進行優化，比如有外賣員送了1000元的餐卻只有5元錢配送費，在三方中平臺、顧客和經營者之間需要平衡費用負擔。

博通咨詢首席分析師王蓬博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整個支付鏈條來看，第三方支付行業利潤不高，可降低的空間比較少。在轉接清算側和銀行側還有成本下降空間，例如央行搭建了不少支付清算體系工具，目前轉接清算過程的成本，包括賬戶成本預期都會逐漸下降，包括銀行側數字化技術的提升。”

對此，寶新金融首席經濟學家鄭磊表示認同。“目前各個平臺的實際支付成本并不高。我認為有更大改進空間的是平臺降低對中小企業商戶和個人利用平臺經營的抽成和傭金等費用。”鄭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優化抽成、傭金的需求與壟斷有關，應該充分引導平臺間的競爭，來降低平臺收費和分成水平。

上述專家認為，這一《方案》后續應該會有細則出臺，降低平臺傭金是個長期的過程，所以，影響會比較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