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報道:80億，是喜還是憂

阿根廷圣克魯斯省的平圖拉斯河手洞，被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人類來到美洲是走出非洲的6萬年旅程中最為艱難的一次遠征，時間為0.93萬-1.3萬年前。這些用骨頭做成吹管吹噴出的手印，似乎在歡呼這次遠征的勝利。（張振 供圖）

11月15日，世界人口迎來了一個關鍵節點：誕生于多米尼加的一名男嬰被認定是全球第80億個公民。聯合國將這一天確定為“80億人口日”，同時發出呼吁，建設全面適應老齡化和人口減少的社會。

距之并不算久遠，此前幾個10億級的節點——70億人（2011年），60億人（1999年），50億人（1987年）——我們都曾經歷過，印象中聯合國并沒有發表過類似這樣的“感言”啊。這正如媒體所評述的那樣：包括新興國家在內的諸多國家都面臨少子加老齡化進程的加劇，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已成為全球性課題。也不免老調重彈：當前世界人口是不足還是過剩？是喜還是憂？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古往今來，出生、死亡和人群遷徙之間的動態平衡一直制約著世界人口數量的變化。當出生率超過死亡率時，人口就會出現增長。在平常的年份，人口死亡率大概是每年25%到35%（這個死亡率要比出生率稍微低一點），但是每隔幾年，傳染性疾病、饑荒、暴力沖突，或是這三者共同作用，就會導致大量人口死亡，這也遏制了人口數量的增長。

歷史研究表明，在公元1700年之前的16個世紀中，世界人口的增長，大約都保持在每百年增長12%左右。公元1500年，整個世界大概擁有4.5億人口，到了1700年，世界人口攀升到6.1億。此后，人口死亡率開始下降，在某些地區人口出生率則出現了增長。正是在18世紀末，人口問題引起了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高度關注。1798年，英國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指出，如果人口增長速率超過食物供應的增長，那么將有可能爆發戰爭、饑荒和疾病的流行。如果人類沒能阻止人口需求超出資源支撐能力的那一天到來，那么結果將是災難性的人口崩潰。

1800年，也就是著名的“馬論”問世兩年之后，世界人口總數大概為9億。及至1900年，世界人口總數已經達到16億，100年間增長了80%。按照社會學家1929年提出的、試圖解釋19世紀以來發達國家人口變動情況的“人口轉變”理論，隨著經濟發展和醫療生活條件的變化，世界人口的增長大體會經歷高出生率與高死亡率并存、死亡率下降但出生率仍維持較高水平、出生率與死亡率同時下降3個階段。

美國歷史學家約翰·R.麥克尼爾和威廉·H.麥克尼爾指出，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20世紀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其人口發展的歷史乃是一部人口驟增與銳減相互交織的歷史，科學的發展與社會的變革都對此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而20世紀人口數量4倍的增長和能源消費13或15倍的增長，又導致了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對環境的破壞。正因如此，在整個20世紀，人們都對人口增長給世界及其資源帶來的影響深感憂慮。

這時候冒出了一個“新馬爾薩斯主義者”保羅·埃利希。他因1968年推出的《人口爆炸》一書而聲名大噪。在埃利希看來，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時不時占據新聞頭條的饑荒、內戰和環境災難，都反映出了人類最根本的危機。他希望人們認識到一個根本問題：地球維持人類文明的能力是有限的。同是在1968年問世、由“羅馬俱樂部”委托人撰寫的一份報告《增長的極限》，在當時也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它預測人口過多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將會導致大規模的人口下降。包括聯合國人口委員會、美國國家科學院在內的一些機構都曾鄭重預言，生育高峰將會急劇拉低世界各地的經濟發展速度。

然而，埃利希等人的觀點遭到了不少所謂“樂觀派”的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的反駁。他們指出，在資源匱乏的時候，最大的經濟收益可能來自于創新和替代性的新資源；與其相信我們能夠阻止所有末日論者預測的糟糕結果的發生，還不如提倡創新，以新的方式來適應各種地球的“疾病”；要認識到人們尋求新途徑、提高產量、保障供給的巨大能動性。

捧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的西蒙·庫茲涅茨與丹麥經濟學家埃斯特·伯瑟拉普則首次提出了樂觀得多的人口論點：人口膨脹會自然而然地帶來社會進步與經濟增長，這不僅因為面對資源壓力，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會集思廣益，共同發揮聰明才智來解決問題，同時更因為，人口基數增大通常意味著會有更多天資聰穎的人物出現，從而形成更強的發展能動性，而且，人口大國也更容易發揮新興經濟的規模優勢。

確實，長期以來對于人口問題，人們似乎高估了人口快速增長產生的不利影響，又低估了生育率下降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的沖擊，也忽視了技術進步、效率提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等所帶來的“利好”。適逢“80億人口日”，這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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