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威低下了頭請求滴滴收購ofo 卻遭到程維拒絕

如今的ofo“對滴滴來說已經沒有價值了”。多位采訪對象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在他們看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一手創立ofo的戴威不愿交出公司的控制權——這使得ofo失去了原本發展的可能性，并一路滑向了深淵。

在這個初夏，ofo后臺等待退還押金的人數仍有將近1600萬。以每人99元或199元押金計算，待退押金規模在16億-32億元之間。一名仍在職的員工表示，“這對ofo來說，是個‘不可能償清的數字’。” 有用戶表示，自己明明沒有收到退款，原本界面的“退款中”卻已更換為“充值押金”的提示，“仿佛我從沒充過押金。”

據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網6月12日發布的公開執行信息顯示，因東峽大通(北京)管理咨詢有限公司不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法院已依法限制法人陳正江出境。這家公司正是ofo的運營主體。2018年10月29日，這家公司的法人由戴威變更為陳正江。

事情發展到今天的局面之前，戴威并不是沒有想過讓步。私底下，戴威曾主動找程維洽談過多次。ofo前高管王拓很多次聽戴威提起過，滴滴每次開出的條件都太羞辱了，這導致談話總是不歡而散。

“就是他跟程維的對話，永遠都不是平等的。”戴威曾向王拓轉述過這樣一番對話：他問程維，滴滴是不是一家永不放棄的公司?如果滴滴是，那么ofo也是。王拓聽后勸戴威，沒必要置氣，該服軟就服軟。“無論是年齡、經驗、社會地位，包括他在社會上具有的Power，哪一項不比戴威強?所以不能以一個特別對等的心態去聊這個事情。”

他嘗試說服戴威，ofo在滴滴的規劃里，可能就是一個事業部，這是遲早的結果。

戴威沉默。“他不吭聲，一般他反對或者不認同的事，他就不吭聲。”

王拓與戴威年齡相仿，卻是截然不同的兩類人。加入ofo之前，出生于西部省份普通家庭的他創過業，并按照他的計劃把公司賣了出去。他自認奮斗打拼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實現財務自由，拿錢買更多的個人時間。“養豬不就是為了殺嗎?每一頭豬被殺掉之后，養豬場老板他會哭嗎?因為出發的時候你已經想好目的了。就是豬養大，然后殺了，賣了，賺錢。”因此，當2017年9月，來自滴滴的高管空降ofo時，王拓幾乎是帶著迎接的心態，“把滴滴看作自己的未來老板。”

戴威并不這么想。父親是國企總裁，母親是教師，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畢業，在校時擔任北大學生會主席。這樣的出身，讓他對物質的追求并不強烈。即使在ofo估值數十億美元的時候，戴威出門最常吃的餐廳還是麥當勞和吉野家。他曾不止一次對ofo的聯合創始人們表示，“經歷比錢更重要”。

戴威曾將程維視作老師。一位負責投資關系維護的員工記得，剛入職時，她曾問戴威，有哪些投資人需要重點溝通?戴威給出了4個人的名字：徐小平、張穎、朱嘯虎、王剛。“然后我說，那程維呢?他說程維我自己跟他電話打得比較多，有些東西我得跟他商量商量。”

但隨著時間推移，戴威對程維的心態開始變化。有段時間，ofo的高層員工頻繁地聽見戴威講述阿里的故事。敏感的員工意識到，事情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轉變：半年前，戴威還總是在談話間引用滴滴與程維的故事，如今，阿里與蔡崇信取代了前者。“戴威很早就表達過類似的意思：滴滴終究還是靠不住，如果能抱上阿里的大腿就好了。”上述員工說。

富有經驗的創業者們會從今日的中國商業環境中悟出一個基本常識：一般情況下，不要同時接受來自騰訊、阿里或百度其中兩家(或以上)的投資。而戴威先后讓騰訊系的滴滴與阿里系的螞蟻金服坐上了ofo董事會的重要席位——至少在今天，一切商業故事背后都是資本故事——違背常識是危險的。

今今樂道讀書會創始合伙人、前《中國企業家》執行總編輯何伊凡將戴威與ofo的關系比作一個8歲的孩子去舉100斤重的東西——“這100斤主要來自哪兒呢，主要來自它需要處理的復雜關系。因為資本是這樣的，一步錯，步步錯，如果你早期(拿錢)的時候，一些最基本的關系沒有處理好，到后期你一定會付出非常沉痛的代價。”

2017年10月，滴滴空降ofo的高管南山認為ofo在支付寶的入口無法導流，做主在微信上開通了小程序——由此引發了螞蟻金服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