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今熱點：科學，給電影喊“卡”

科普時報記者 史 詩

一晃而過的鏡頭里，觀眾或許都沒注意到黃綠色的草有些枯萎了。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但如此短暫的畫面，是《流浪地球2》地球科學組的科學顧問經過細致地推算模擬后，才敲定的——在那個時間設定里，地球距離太陽有多遠？地球整體的氣候環境是怎樣的？設定的經緯度可能長有哪些植被？顏色應該是什么？

觀眾大抵是覺得這部電影用的不是“五毛特效”，于是欣然買單。

好評如潮的背后，是導演郭帆一段略有辛酸的經歷。

早在第一部《流浪地球》設計之初，很多科學問題待解。他曾和制片人龔格爾把車開進一個科研院所眾多的園區，車繞了幾圈，又駛出了園區。

郭帆不知道該找誰。他們也不知道，當車開出園區時，右手邊就是國家天文臺A座大樓。

“可能他們隨機敲開一間辦公室的門，‘拽住’一個人，都有可能獲得幫助。”6月26日晚，《流浪地球2》科學顧問團隊執行制片人王姝做客第64期《科學咖啡館》，講述電影背后的故事。

“科學制片人”是個新行當

大概是《流浪地球》“餓狠了”，《流浪地球2》才可勁兒把能請到的科學家全部湊齊了。用王姝的話說，“導演和編劇不斷地發出高密度追問，電影創作近2年的時間里，科學顧問團隊幾乎是7×24小時在線。”

在片尾字幕中可以看到，《流浪地球2》的科學顧問團隊被分為理論物理組、天體物理組、地球科學組、人工智能組、太空電梯力學組。大體的工作程序是這樣：劇組提出設定和問題，通過工作群發放給不同組別的科學家，科學家給出可行方案以及推演過程。

“科學顧問團隊執行制片人”這個名詞也是第一次出現。

《流浪地球2》的科學顧問團隊執行制片人有兩位：王姝和駱翼云。兩人各有分工，駐扎在片場的駱翼云會收集導演組和現場其他部門提出的科學問題，王姝則會確保這些問題發到合適的科學組。

迅速理解主創團隊需求、為劇組精準匹配科學家，王姝擔負起牽線搭橋的工作。

這個工作沒想象中容易。在電影上映初期，王姝會聽見有科學家“吐槽”：“問了我好多問題，也不知道用在了哪里。”

“創意恰是一部電影的核心價值，在電影上映前都要嚴格保密。”王姝會跟科學家們解釋，編劇組做了一些比較極致的工作。他們把向科學顧問提出的每一個問題都融進劇本，再交給科學顧問團，每組科學顧問拿到的劇本都是“私人訂制”。

結果是，一些科學知識可能并沒有機會正面展現，但這些設定細節都以“旁敲側擊”的形式出現在影片中，成為編劇、美術和視效團隊搭建劇情和場景的參考。

當電影遇到科學，到底聽誰的

在電影籌備期，導演組與科學顧問團曾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反復溝通、反復論證，整理出一份十幾萬字的文本，涵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設定。

國家天文臺研究員茍利軍是《流浪地球2》科學顧問團天體物理組組長，他就曾讓劇組“含淚”推翻原本設計得頗具觀賞力的劇情。

這是電影里一個重要情節。為了讓地球擺脫月球引力，順利踏上沖出太陽系開啟旅程，人類通過建造月球發動機來放逐月球，也就是“逐月”計劃。

但最初劇本中設定的是另一版“彈幕”計劃：在太空電梯上加裝大炮，在地球上以一定角度、規律、時長發射“彈丸”，像抽陀螺一樣抽動月球，讓其自轉加速解體。

茍利軍團隊經過周密計算后發現，如果要達到讓月球解體的能量下限，至少要發射千萬枚超高速“彈丸”，在科學上沒有任何可實現性，最終劇組舍棄了原方案。

不過，這個情節又有其必須存在的理由。為了讓核爆月球更有可信性，茍利軍團隊引入了“相控陣”的新概念，比直接核爆更“科學”了。

融合就是互相包容和需要

王姝發現，越來越多的電影人開始正視并思忖一個問題：科幻這個曾被認為與想象力相關的類型，跟科學到底能有多少關系？

隨著公民科學素養的不斷提高，一批高素養、高要求的觀影群體正在形成。王姝常常對影視界的朋友說，“我們的觀眾準備好了，你們呢”？

“科影融合的主體一定是電影。”穿梭在科學和影視之間的王姝，一直堅信電影導演的需求，才是這項跨界合作最核心的需求。

當然，王姝也能看到科幻影視行業暴露出來的問題，一些創作者對科學的認知還停留在“高中理科生”的階段。

王姝分享了這樣一個插曲：一位編劇在拜訪一位生命科學領域的科學家之前，花了大半年時間做了大量調研工作。但一番交流之后，這位編劇在感慨科學研究更新速度之快時，甚至崩潰大哭。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現實情況是，觀影群體的科學素養也在提升。王姝形容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在她看來，影視創作者應該盡快刷新對科學的認知，因為觀眾越來越不好“糊弄”了。

科學界也在主動拉近與科幻影視的距離。電影圈的朋友告訴王姝，“今年以來，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影評，竟來自我們很‘陌生’的科學界”。

王姝很欣喜看到這樣的變化，“科學家寫影評，角度比較新穎，更易產生積極的效果”。

畢竟，人們看的是電影本身，科學給電影喊“卡”，并非誰在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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